甚荒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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纱縠两个字，纱字好识，就是棉麻等纺成的细丝，縠字有人发音成: gú，其实念hú，竟也是纱，带有皱纹而已。纱縠合用，一般概指纺织品。纱觳行，也就是买卖纺织品的地方，与谷米行、珠宝行等一个意思。

介绍苏轼的家乡，却先说起纱觳行，是按不少治苏著述的说法，自今上溯九百八十一年，苏轼（也应包括后来的弟弟苏辙）就出生在四川省眉山县的一间纱觳行里。

也有不同意见，有人辨析苏轼文字中“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縠行”等語，结论是苏轼另有出生地，这里言及的纱觳行，为母亲程夫人与父亲苏洵相约，夫君只管放心治学，治家由我全权担责之后，在城里租赁房舍而创建的一个生计场所而已。

但如苏洵二十七岁始发奋读书确实，要是夫妻订约就在该年，苏轼出生于苏洵二十九岁时，故而程夫人先租房开了纱觳行，然后才诞下苏轼也合情理。

不管苏轼出生是不是在纱觳行，苏轼的儿时一定不离纱觳行。中国古代经典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，这里的眉山苏家却是商读立家，用今人的眼光看，苏家兄弟打小就是乡下人羡慕的城镇户口，无须通过高考才能实现农转非。探究他们的成长经历，或也可为一着眼处。

许多年后，苏轼有文《记先夫人不发宿藏》，说的就是当年纱觳行的轶事。大意是俩丫头屋里干活，一脚踩空，发现一深坑，坑里一木板覆盖的坛子，坛里有响动，人都猜埋藏有财物，建议挖出来，夫人却令人将土填了回去，直到迁居也不为所动，生生将发财机会留给了别人。虽然新住户挖坑一丈多也未找到财宝，苏轼特意记述此事，显见是要说，善于经商聚财的母亲，无意任何非分之财。

设想苏轼兄弟读书累了，走出父亲的书斋，穿过母亲的门店，城里四处走走，看到什么样的场景？

这座当年容纳了苏记纱縠行的眉山县，建政始于南齐建武三年（西元496年），初也不叫眉山，几经沿革，到宋太平兴国元年（西元976年），由通义县改称而来，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南边缘，亦即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。虽然四川自古便称天府之国，也就主要依靠成都平原贡献富庶。今人多知宋时经济发达，四川无疑要算商贸兴隆的明星地区，茶叶、制糖、酿酒、药材、丝绸和棉麻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，史称当时四川的丝织品“日输月积，以衣被天下”。故而程夫人开办纱觳行，能使全家一举致富，除了经营有道之外，也得益于大环境良好。苏轼眼中的这座岷江西岸的西蜀小邑，虽然比不上与他日后见识的汴京皇家气象和钱塘自古繁华，三市六街却一定透出些许小康底蕴。

苏轼兄弟暇时闲游的足迹到处，当然不只眉山城。多年后，苏辙回忆往事说：“昔余少年，从子瞻游，有山可登，有水可浮，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。有不得至，为之怅然移日。至其翩然独往，逍遥泉石之上，撷林卉，拾涧实，酌水而饮之，见者以为仙也。”无疑就在这飘然欲仙的游历中，苏轼逐渐推进着对家乡东西南北的认识。

自眉山朝西南行二百余里，有瓦屋山，今人多爱称道其为全国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，世界最高最大的“桌山”，但从认识苏轼的角度考量，则更须注意其为本土宗教道教的发祥地之一。

自眉山朝正南行一百五十里，便是古称嘉州、为岷江、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交汇处的乐山，开凿于唐代、身高七十一米的大佛，坐落在岷江东岸的凌云山下已三百余年。苏轼有诗：“生不愿封万户侯，亦不愿识韩荆州，但愿长为汉嘉守，载酒时作凌云游。”

自乐山继续南行八十里，便是海拔超过三千米的峨眉山。自西元三世纪起，峨眉山就是佛门圣地，为华严三圣之一普贤菩萨的道场，山中万年寺里普贤骑白象的铜像，始铸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(西元1012年)，重达六十二吨，五年完成，也就在苏轼出生二十多年前。

自眉山依然南向，只略偏东行六十余里，有青神县，为苏轼发妻王弗的家乡。王弗十六岁嫁与苏轼，二十七岁去世后，苏轼续弦的王润之，作为王弗的堂妹，应该也是青神人氏。也就是说，苏轼左右都是青神的女婿。

自眉山朝东北行三十余里，有彭山县，相传为中华第一寿星彭祖的生栖地，但于苏轼的意义，该县安镇乡的可龙里，既是父母合葬墓所在地，也是发妻王弗埋骨的“明月夜，短松冈”。苏轼为亡妻所撰墓志铭载，其墓就在父母之墓西北八步远处。父亲享年五十八岁，要算寿终正寝；母亲享年四十八岁，也几近无憾，可怜王弗聪慧可人，活的寿数却愧对了彭祖，无怪令苏轼魂牵梦绕，年年肠断了。

自眉山朝北行一百五十里，便是既崇且丽名号锦城的成都。成都对于盆地为主体的巴蜀地区，除了国家统一承平时为政区的首府，还包括天下大乱地方割据时，为独立王国的国都，而在当时，作为大宋首屈一指的一线城市，对于来自三线小城的苏轼，一定是除了京都汴梁之外最为向往的地方。

今天的眉山，前些年已撤县建市，作为扩大了辖区面积的地级市，直属于四川省。宋时四川的政区设置比较复杂，出于便利，这里统称蜀地。苏轼当然既是眉山人，又是蜀人，但就我们研习传统文化而言，关注苏轼的后一个身份标识，无疑更有意义。

乡土之情诚是人之常情，乡和国关联起来，爱国可为爱乡的逻辑延展。但在古今中外，都颇有法理上应为人所爱的乡或国，因其主要为受制于权力的集合体，人们的爱就不那么热切和由衷，比如作为大英帝国子民的苏格兰人，就不是很情愿承认自己是英国人。但这里笔者要说，作为生于蜀地如今寓居别处的四川人，我感觉四川人之爱四川，要算十分由衷。很大一个原因，我想便是生息共一盆地，应比共跑一马平川、共渡一方湖水、或者共登一座山峰，令人都更有共享一处家园的认知感。我将蜀人这个几乎与生俱来的认知感，称作盆地共同意识。

如何解读这个盆地共同意识，随便听一位蜀人介绍本地风光，他一定会如数家珍地说起诸如峨眉天下秀、青城天下幽、剑门天下险、夔门天下雄之类。我在儿时，也以为这些名胜都是天下的极致。后来自然懂了，此天下非为华夏神州的天下，盆地中人的天下而已，甚至可说不无坐井观天的意味。

但蜀人的这只近于坐井的盆，却是总面积将近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，只不过被人迹难行的崇山峻岭环绕，令人走进来和走出去都能成为壮举，故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既因与外界难通声息而在政治上容易自成政体，又因物产丰饶而在经济上容易自给自足，还因一时不知天外有天，而在性情上容易自信满满。

即便已知天外有天，从古至今的蜀人为属于自己的这片天地自信也是有理由的。古代蜀地要算文明启蒙较早的地区。虽然蜀人先祖创业开国的功业，让同为蜀人的李白形容为“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”，望帝杜宇死后眷恋故国，化鸟啼血洒上枝头开成杜鹃花的故事，更是已成神话传说，但近几十年来，从川西三星堆陆续出土的大量文物，不仅据考已有三千多年历史，精美程度也不输中原同期发现。尤其令人称奇的是，相传蜀人先王蚕丛“目纵”，亦即眼球突出，在三星堆文物中，恰有一尊青铜面具，两眼凸到夸张的程度。这二者的关联如能坐实，从考古学到历史学，都是了不起的大事。而苏轼要是知道了传说中的目纵重返人间，成为眼前的纵目，说不一定也会挥笔写就一篇《蚕丛纵目赋》。

如果说两千三百年前，秦朝时的蜀郡太守李冰率领民众建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，堪为物质文明的标志性成就，两千一百年前的西汉景帝时，郡守文翁以创建学宫奖励读书来教化民众，开创了蜀人追慕文雅的好学上进之风，则可谓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功业。在苏轼以前的蜀地文化名人中，汉代的司马相如和扬雄无疑是文章大家，唐代的李白和杜甫更是诗歌圣手。苏轼诗文双栖，且均成就不凡，要说得益于这些前辈的榜样引领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

重要的是，古代蜀地尽管相对封闭，却并非闭关锁国，外面的人有本事跨越天堑进来，蜀人也能接纳。比如河北人刘备与湖北人诸葛亮率领队伍入蜀，宣传工作做得好，蜀人也乐意相信刘备为正统国君，时间长了，还衷心认同诸葛亮为贤明丞相。要是客人肯做好事，蜀人更是乐见其建功立业，比如兴修水利的李冰有说是山西人，开办教育的文翁则是安徽人，来自河南的杜甫因其诗歌彰显的巴蜀印记已远盖过中原底色，蜀人更是已将杜甫视为自己人了。

与外人乐于走进来相呼应，很多蜀人也乐于走出去。如果说，外人走栈道过剑门越重山入蜀，是为探索一个美丽新世界，蜀人走水道过夔门经三峡出蜀，则是相信外面的世界更精彩。在苏轼以前，从蜀地天下来到神州天下的蜀人，已颇能开列不少重量级的名字，再加上苏轼，无疑令其阵容更强大。

一个人一生都安居在家乡，也能活得精彩，比如德国人康德。但了游子去别处生活，至少可以打开眼界，发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，进而认识到各地人之所以不同，恰因其自幼耳濡目染的历史传说人情风俗地貌山川等文化因子不同，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而游子若能将对故乡的思念发为美文，不仅可令世人的眼球因此关注故乡的美景，还能令自身据以透出的气质也成世人眼中的风景。

泛览蜀中地理，江流众多是为一大特色。熙宁四年十一月（西元1071年）,三十六岁的苏轼赴任杭州通判途经镇江金山寺时，面对寺外江水，思绪就像故乡的江水：“我家江水初发源，宦游直送江入海。”

与奔涌去海的蜀水不同，蜀山自是巍然不动，令游子的乡情更似远山的白云。熙宁五年（西元1072年），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，与秀洲报本禅院的乡人文长老相得，感慨“萬里家山一夢中，吳音漸已變兒童。每逢蜀叟談終日，便覺峨眉掃翠空。”显见在常入好梦的家山中，苏轼推举峨眉山作了代表。

熙宁六年（西元1073年），苏轼游杭州法惠寺时触物生情：“已泛平湖思濯锦，更看横翠忆峨眉。”其除继续追忆峨眉之外，所思之“濯锦”为成都风情，三国时人谯周的《益州志》云：“成都织锦既成，濯於江水，其文分明，胜於初成，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。”成都人的好东西也令外出的眉山人感念，正是基于蜀人共同的盆地意识。

又过数年，苏轼谪貶黃州期间，在寄给友人的一首满江红中写道：“江汉西来，高楼下、蒲萄深碧。犹自带、岷峨云浪，锦江春色…”长江自是出蜀而来，汉水则发源于陕西秦岭，却一样被苏轼看出“我家江水”的颜色，固然或为掠人之美，却也真是神来之笔。

虽然人都爱夸家乡美，也是在杭州通判任上，苏轼在一次游览西湖美景后，却由衷地赞美：“我本无家更安往，故乡无此好湖山。”除了随遇而安的性情外，还可见实事求是的品格，全无地方主义的狭隘心态。

但苏轼虽承认家乡不如西湖美，却不似从前一位老乡刘禅，见有安乐就不思蜀。仍在那首写于黄州的满江红中，苏轼直白：“我為劍外思歸客”。此前元丰元年（西元1078年），苏轼在彭城（今徐州）夜宿燕子楼，梦过前朝美人盼盼之后也有喟叹：“天涯倦客，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心眼。”可见不仅梦里也知身是客，而且还特热切思归的。

只是苏轼嘴说思归，人却继续宦游四海，乃至天涯海角都去了，终了还是未归。不是苏轼口是心非，而是自知一入仕途，便如过河的卒子。正如其在金山寺时，面对滔滔江水的总结性叹息：“有田不归如江水”。不是一语成谶，而是早已参透冥冥玄机，故而也可以说：惟其斯人，合有斯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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